澳门赌场

2011年10月，李献华在离子探针实验室工作。受访者供图

　　李献华的名字一次次走进公众视线，与月壤研究有关。

　　2021年，他带领团队用0.15克月壤，7天完成分析，16天完成论文，100天在《自然》上同时发表3篇文章，将科学界认知的月球岩浆活动结束时间推迟了8亿至9亿年。

　　这速度堪称月壤研究的“中国速度”。

　　近日揭晓的由北京市委宣传部、市科协等部门组织评选的2022年北京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名单上，澳门赌场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、澳门赌场大学教授李献华院士名列其中。

　　近日，在接受《中国科学报》采访时，李献华聊起了与月壤的“亲密接触”，讲述了月壤研究“中国速度”背后不为人知的故事，并针对年轻人如何应对“内卷”焦虑、如何写出高水平论文等问题提出了建议。

　　“我们在和历史赛跑”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您拿到月壤样品时是什么感觉？

　　李献华：说出来不怕你们笑话，第一次看到月壤的那一刻，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月壤太细了！

　　这些样品有多细呢？我们平时能买到的最细的精面粉，是100到120微米，月壤的平均粒度比精面粉还细，只有50微米。

　　我们做地球样品研究时，会采集很大的岩石样品做各种分析。我们申请的3克月壤来自两个编号的样品，装在两个小瓶子里，一瓶装了1克，另外一瓶装了2克。

　　我们拿着样品不敢轻易打开，因为很多很细的颗粒不只会粘在玻璃壁上，也有可能会“飘出”瓶外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一般认为，科学研究拼速度是为了获得发现的优先权，当时您和团队拿到了月壤，已经占据了样品优势，为什么还那么着急地去做分析、发文章？

　　李献华：我们在和历史赛跑。

　　1969年7月，阿波罗11号载人登月任务首次取回月球样品， 9月，美国宇航局把样品分发给了美国和其他几个国家的科学家。我的博士生合作导师Tatsmoto教授负责阿波罗11号月岩样品的U-Pb同位素定年研究，1970年1月在《科学》上出版了一个专辑系统报道了阿波罗11号的研究成果。所以，他们1969年9月拿到样品，1970年1月发表文章，只用了4个月时间。

　　拿到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回到研究所之后，我们立即召开了启动会。所长吴福元院士要求我们“目标明确、方案周密、紧张有序、协同奋战”，一个星期内完成定年、岩石地球化学、水含量和锶钕氢同位素分析，然后再用一个星期时间写成文章投稿。

　　当时，全世界都在等着嫦娥五号样品的研究结果，希望知道嫦娥五号月壤能给人类带来什么月球新故事。中国科学家能在拿到样品之后很快、很好地取得研究结果，这本身也展示了我国月球样品研究的学术实力。

　　用0.1669克阿波罗月尘做过演练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吴院士给出的要求为什么是一个星期，而不是更短或更长呢？

　　李献华：这个要求是有道理的，在这之前还有一个故事。

　　我们所的标本博物馆里，有一个“阿波罗月尘”样品。这个样品身世不明，大家只知道是1971年保存在所里的，放了50年。

　　在拿到嫦娥五号月壤样品之前，也就是2021年春节前，吴福元所长把“阿波罗月尘”样品交给我，要我们通过分析研究回答几个问题：这个样品到底是不是月壤样品？是不是阿波罗任务采样回来的？如果是阿波罗任务采样回来的样品，那么它是阿波罗哪次任务采样回来的？

　　对这个样品的分析相当于一次演练。样品很少，只有0.1669克。研究团队就围绕这0.1669克样品开始工作了。当时没有做月壤分析的经验，用了两个星期把结果做出来了，证明这个月尘样品是阿波罗11号任务采集的样品。

　　所以，实际上，我们在技术上早有储备，心里也是有底的，知道技术流程的过程和可行性，也知道大概能做得多快多好。

　　能在这么短时间内做出结果、发表文章，也得益于我们的团队精神和建制化的工作模式。在拿到月壤样品之前，我们已提前把相关的仪器设备调试到了最佳状态。在月壤样品研究过程中，所里其他课题组的老师和同学都不用这些仪器设备，为月壤样品研究“开绿灯”。我们能这么快做出结果，要特别感谢那些当时为月壤研究“让路”的同事们。

　　“靠牺牲健康来做科研是不应该被提倡的”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您为了不耽误月壤研究进度，曾推迟了白内障手术时间，为什么会这样？

　　李献华：当时实在是很不凑巧。1992年，我的右眼视网膜脱落，1993年初做了手术，之后右眼视力一直不太好，所以我是靠左眼来工作的，左眼用了几十年，退化了。

　　一开始我没想到是白内障，觉得可能就是工作累了，2020年10月体检时才发现是白内障。那时候嫦娥五号月壤样品快下来了，如果做白内障手术，需要休息，还要恢复一段时间，所以我就拖了拖，结果拖了差不多快一年。

　　我记得去年10月19日开新闻发布会之前，我和几个团队骨干准备新闻发布会的PPT，他们都是年轻人，把PPT做得很漂亮，可是字太小了，我看不清楚。我就拜托他们把字调得再大一点，但字太大了PPT就不好看。开新闻发布会时，大多数字我都看不太清楚，只能尽量把它们记在脑子里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前段时间，有华人科学家在《科学》发文说，后悔为科研牺牲健康。您认为，做好科研和保持健康之间是否矛盾？

　　李献华：科研和健康本身并不矛盾，但在某些时候、某个特殊的条件下，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。不过，靠牺牲健康来做科研是不应该被提倡的。

　　我也希望大家不要成天熬夜，身体很重要。我现在有点羡慕年轻人，他们的精力真的很充沛。

　　如何延长科研成果影响力的“半衰期”？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您连续多年入选科睿唯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、ESI全球地学高被引学者和Elsevier中国高被引学者。对于年轻人提高研究成果影响力，您有没有什么具体建议？

　　李献华：能不能获得高的引用率，跟学科有关，跟工作内容也有关。

　　我翻看了自己的高被引文章，第一类是新方法、新技术方面的，做科研的人都要用到相应的技术方法，如果这个技术方法是你研发的，别人用的时候当然会引用。第二类是学科基础性的工作成果，我是做地质年代学研究的，年龄是最基础的，任何一件事情，人们会首先关注是什么时候发生的。此外还有一个原因，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前10年，正好是大陆动力学学科快速发展的时期，我赶上“热潮”了。

　　高引用是工作扎实与否的客观反映。你的工作做得扎实，自然就会引起大家的关注。所以我给年轻人的建议是，要研究专业领域里最重要的科学问题，工作要做得扎实。只有扎实的工作，才能延长科研成果影响力的“半衰期”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您提到您正好赶上了学科发展的热潮，您是怎么进入这个学科的？

　　李献华：我1979年高中毕业，高考分数不错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老师到我们中学来招生时说，“你的考分可以上中科大，你的各科成绩我看了，可以选择地球和空间科学系、生物系和近代力学系”，当时的班主任说，“当然选地球和空间科学系好！将来可以到太空、到月球上去”。我就“稀里糊涂”地选了这个专业。

　　后来，我在学校读书时看了一本叫作《月质学研究进展》的书，讲月球的，很有趣。1983年参加研究生考试时，我就报考了澳门赌场地球化学研究所欧阳自远老师的天体化学专业。没想到，拿着录取通知书到所里报到时，所里说报欧阳老师专业的学生太多了，就把我调剂到了同位素地球化学专业。

　　前不久，我跟欧阳老师还聊起了这件事。我跟他说，“当年我考您研究生时您没收我，现在我要做月壤研究了，您可得重新教我了”。欧阳老师也笑了。绕了40年，我还是绕回了月球研究。

　　“视野开阔了，就不会那么焦虑”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每个年代的人都有每个年代人的难处，现在年轻科学家面临的难处可能就是“内卷”带来的焦虑。您遇到过类似的焦虑问题吗？

　　李献华：“内卷”是科研生态的问题。现在年轻人似乎有很多焦虑，为什么？我觉得焦虑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挑战太多。有时候你越着急，就越“欲速而不达”，稍微看淡一点，水到渠成会更好一点。

　　我年轻时也遇到过很多挑战。我认为“挑战”是一个很正面的词。我们常说“机遇和挑战并存”，如果生活和工作一点挑战都没有，好像也没啥劲儿，因为也没有机遇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觉得挑战太大了，放弃一下也没关系，但如果一遇到挑战就放弃，那就是“躺平”了，放弃挑战，也就放弃了可能获得的机遇。另外，我们期待的东西要跟自己的付出相匹配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如今您和团队已经做了很多地球样品和月壤的研究。未来，您最想拿到的样品是什么？

　　李献华：因为疫情的原因，我主要在国内做野外考察，差不多有两年多没有到国外出野外了。疫情前的最后一次考察是2019年9月，我去了加拿大Acasta地区，那里是无人区，非常靠近北极圈。Acasta是地球上目前已知的、唯一的有40亿年的岩石出露的地方，在那里我也见到了绚烂的极光，这是很难忘的经历。

　　当时我还计划着要去格陵兰，那里出露了38亿年的古老岩石，但是这个行程因为疫情搁置了。所以，如果要问我下一次想去哪儿的话，我想去那里。对于更远的未来，我希望能为地球科学发展作出中国地质学家应有的贡献。所以如果有可能，我们还想研究月球背面的样品、火星的样品，这也是我们最期待的。

　　《中国科学报》：对获得北京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，您有什么感想？

　　李献华：挺荣幸的，但这不只是我个人的荣幸。当选北京“最美科技工作者”，让我能有机会跟大家介绍地质学家在做什么，这是我的荣幸。

　　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旅游，想看看这个世界，如果你有这个想法，应该来学地质，你可以看全世界的山山水水、探索其中的奥秘。做地质的人思想很开阔，因为去的地方多了，见的多了，也就会“见怪不怪”了。刚才你提到“焦虑”的问题，很多事情视野开阔了、心胸开阔了，就不会那么焦虑了。